毛巧暉，女，漢族，山西襄汾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俗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理事、北京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北京文藝評論家學會曲藝雜技民間文藝委員會副秘書長。主要從事民間文學學術史、民俗學研究。

內容摘要：民間文藝在融媒體語境下呈現出融視覺、聽覺、觸覺為一體的豐富樣態，其傳播主體、傳播媒介、傳播場域及審美表征均有所變化。借助媒介話語，民間文藝不再是“遙遠的過去”，在傳播空間、社會價值、話語表達等多重維度的建構中，承繼和延續其精神內核與審美理想。面對全球化的時空觀轉型與象征性邊界的形成，民間文藝跨越時空界限，建構了開放、包容、創新、共享的民間文藝話語體系，喚醒了共同的文化記憶，在對文化認同的重新組合和塑造中進一步堅定了文化自信。

伴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我國文化生態環境發生巨大變化，民間文藝的生存樣態亦受到現代化沖擊。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以電腦和手機為代表的新興科技日新月異，網絡以驚人的速度覆蓋全球，由于互聯網的交互性與自主性，民間文藝的生存境況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進入新世紀，隨著網絡技術、通訊技術和數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聯姻”，搭載其上的網絡雜志、手機視頻、觸摸媒體等新興媒體形式迅速崛起，并呈現著不斷擴張的新格局。在融媒體語境下，民間文藝轉化為系列的模擬信號，通過多種媒介進行傳播，呈現出融視覺、聽覺、觸覺等綜合性文化元素為一體的豐富樣態。不同媒介帶來的民間文藝的傳承與傳播形態的演進，使人們不斷重返民間文藝的發生現場，在“情緒的同步化”中主動尋求與媒介“合作”，強化民間文藝的“民間性”，形成民間文藝的交互式敘事中特有的修辭策略，更充分地發揮其在當下社會文化建設中的認同和傳承作用。

01、融媒體語境下民間文藝的豐富樣態

“技術使人的一種感官延伸時，隨著新技術的內化，文化的新型轉換也迅速發生。”從口頭、文字、印刷階段到數字媒介，現代傳播打破了傳統的線性傳播模式，突破時空界限，民間文藝也在融媒體語境下發生著內涵和外延的延伸。作為民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詩性元素”，民間文藝正在逐漸被承認是“整個社會的日常生活的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甚至是民族國家的立國之本”。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保護、傳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受到政府、學界、媒體和民眾的高度關注。民間文藝與新媒介的碰撞與融合為我們提供了多重維度的文化景觀，民間文藝的傳承與傳播亦從“自發性”向“自覺性”轉換。如在“二十四節氣”傳承發展體系的建構過程中，以博客、微博、微信、網絡論壇、視頻播放網站等為代表的網絡平臺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北京龍泉寺動漫中心推出《賢二水墨動畫之二十四節氣》以一年二十四節氣為線索，講述小和尚賢二的奇妙又平常的修行生活；中國氣象報社聯合中國氣象局氣象宣傳與科普中心，在抖音上發起的“唱二十四節氣”話題挑戰活動；嗶哩嗶哩彈幕視頻網(簡稱B站)的某音樂制作團隊創作以“二十四節氣”為主題的歌曲。

融媒體語境之下的媒介形態從簡單到復雜，從單一到多元，存續其中的民間文藝的傳播主體、傳播媒介、傳播場域及審美表征均有所轉變。不同群體、地域、行業、年齡的人們在與民間文藝的相遇中，感覺和想象“遙遠的過去”，產生過共鳴的某種審美體驗被觸發，內心最深處的民族集體無意識的記憶被喚醒，“人的感覺——一切媒介均是其延伸……人的感覺也形成了每個人的知覺和經驗”。

民間文藝的傳播主體日益呈現出多元化態勢。媒介技術的發展與創新，為民間文藝多種傳播形式和傳播渠道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民間藝術形式的傳播媒介逐漸呈現多樣化態勢，依靠融媒體和互聯網的技術力量，通過影像、圖片、聲音等諸多方式表達。如2019年“雙十一”期間，某電商平臺與多家電商聯合，共同開設手藝直播頻道，將各個行業的數百萬從業者，包括街頭傳統糕點的制作師傅，蛋雕、泥人等民間藝人推上直播。深入挖掘和闡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的紀錄片也在蓬勃發展，如《華陰老腔》《陜北民歌》《泉州南音》《秦腔》《楊柳青年畫》《桃花塢年畫》《千年土陶》等，它們在傳統與現代、多樣與同質、個人與群體的張力中，傳遞出價值對話的深層意義。除此之外，對民間故事、神話、傳說等民間敘事的影像化實踐也體現了融媒體語境之中人們對于民間文藝的審美體驗與獨特感知，如近年來充分利用中國的水墨、剪紙、色彩等中國傳統美學元素的動畫電影《西游記之大圣歸來》《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緣起》等。

“所謂‘民間’，顧名思義即‘民之間’，表達的似乎是一種空間概念，但又不同于哲學意義上的自然空間，它只是一種文化空間，表達的是文化地域概念。”長久以來，我們對待民間文藝的態度帶有某種“雙重性”，將其固著于傳統的、舊日的既定場域之中，談“新”色變，認為借助新媒介形式展現出來的民間文藝無論如何都比不上“現場”的觀賞與感受，這實則是一種“以精英理論為中心”的標準，忽視了民間文藝的流動性與日常性。作為“訴諸聽覺、視覺的最為活潑的生動的品類，民間文藝是民眾抒發真情實感、排遣內心壓抑的娛樂方式”。在傳播技術的推動下，民間文藝的傳播場域得以拓展，“地點和媒介同為人們構筑了交往模式和社會信息傳播模式”，重復的美感經歷凝結為牢固的群體歸屬意識，催生了大量基于地緣、業緣及趣味取向的知識社區和網絡社群：如中國文藝網、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民間藝術家協會等網站及公眾號的運營；個人制作的短視頻或者開設的直播頻道；微信朋友圈中對于相關內容的轉發與推薦等。場域作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gfiguration)”，存在著獨特的運作邏輯與必然性。民間文藝傳播場域的拓展使其原本承載的儀式意義也經由媒介重新得以構擬，以中國傳統民俗節日清明節為例，伴隨著現代交通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更加頻繁的人群流動，原本的村落、社區、家族為單位的社會空間公共性逐漸消解，個人從他們所處的地方性“情境”中抽離。而微信通過虛擬祭奠，重構了民間信仰的儀式場域，在這一場域中，傳統民俗儀式得以傳承與表達。

在當前民間文藝復雜、多元、共享的傳播場域中，傳統美學與現代數字技術相結合，民間文藝在演述中呈現出獨特的審美意蘊和情感空間。融媒體語境下的民間文藝源自民眾的日常生活經驗的積累和集體無意識的深層沉淀，既是精致的、高雅的，同時也普通的、日常的。如“北京稻香村”的微信公眾平臺上會推送諸如“白露甘薯餅”“秋分芋餅”“寒露螃蟹酥”“霜降兔肉”等美食，商家由關注產品的物性特征、使用與實用價值，逐漸轉向關注商品的符號價值、文化精神特性與形象價值。一些以民間文藝為主題的文創商品也受到人們的喜愛，以書簽、日記本、繪本及各種工藝品等形式呈現。再如在喜馬拉雅等音頻分享平臺中，相聲、評書、大鼓等民間曲藝經由聲音得以“在場”，營造出一種“畫外音”式的特殊敘事，帶來了迥異于以往的審美感受。

融媒體改變了民間文藝的“時間性”，“重返現場”的傳播主體呈現出多元化態勢；傳播媒介的多元與流動建構了民間文藝傳播場域之多樣性；民間文藝開始具有當代話語表述的意義，在表層生活形態與深層文化意蘊的交融重疊中，審美表征呈現出復雜性。傳播主體、傳播媒介、傳播場域、審美表征的多元、復雜凝鑄了當下民間文藝樣態的豐富多樣性。

02、民間文藝的多維建構

融媒體語境下民間文藝呈現出空前繁榮的發展態勢，借助媒介話語，民間文藝不再是“遙遠的過去”，同時人們作為創造者、修訂者、傳播者見證自己“作為作者的存在”。民間文藝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在生活中被表演、被講述，其整體性和當下性受到重視。“流行于人民大眾中間的民謠、民歌、平話、彈詞、鼓詞、地方戲腳本、民間故事、神話、傳說、諺語、謎語、年畫、門神、剪紙、花樣、玩具等等”重新回到民眾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被當作“曾經受到壓制和扭曲而急待被發現和解放的文化資源”抑或“建設新文化惟一可靠的基礎或資源”。在媒介傳播方式發生變化的情境下，民間文藝的“演述”被凸顯，即突出“故事的演述過程”，“講故事的人”也不再是面容模糊、文字記錄的姓名或者在屏幕中棲身的聲音或影像，“聽故事的人”亦不再是失去作者權利的、純粹的接收者。

抖音、快手這樣的短視頻或直播平臺上出現了大量民間藝人將自己的手工藝作品及制作過程搬上網絡，對于他們來說，民間文藝的表演并不是一成不變、固定的交流實踐，而呈現為一種“生成”和“互動”的模式。抖音上的某民間藝人，借鑒動畫片《冰河世紀》里的小松鼠斯科萊特憨態可掬的形象創作的草編作品，在抖音上的點贊量高達20萬。他說，“小時候，爺爺奶奶經常帶著我上山，采一些棕櫚葉，編一些小螞蚱、小蛇給我玩，那時候就覺得特別有意思。”有一次他在電視上看到關于草編的節目，小時候跟爺爺奶奶學習的編織技巧的記憶被觸發，于是開始研究草編，一度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正是基于“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知識和共同的回憶編碼形成的‘文化意義’”，人們才能在特定的傳播場域中展現對“原初”民間文藝的回憶與想象。在那些被重復的事件、過程、行動和實踐中包含著某種模式化的表達傳統(expressive tradition）與對當下生存境況的深沉關懷，構建基于“共同歷史感和價值觀的文化同一性和民族身份認同”，確保記憶的連續性與持久性。

作為民間文藝的傳播主體，人們不再是“歷史抉擇的偶然承受者”，而是主動在生活實踐中運用民間文藝，在表演中，他們盡可能復制過去，以展示傳統的權威；同時，表演者也會超越“權威”，在自己的表演與過去的傳統間尋求一個“平衡點”，使民間文藝的日常實踐成為可能。“作為一種互動的結果，表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觀眾的協作參與……通過喚起和滿足觀眾對于形式的期待(formal expectations)——也就是將觀眾‘導入正軌’——以及激起共鳴，從而具有‘打動’觀眾的力量”。如由中央電視臺與故宮博物院等博物館合作推出的文化綜藝節目——《國家寶藏》進駐B站，發起“為國寶打call”“國寶全方位應援”“國寶手工”等互動活動；再如河北“昌黎三歌”通過中央電視臺《民歌·中國》欄目的錄制和播放，獲得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人們通過互動形成一種瞬間共有的實在，從而獲得與認知符號相關聯的成員身份感和情感能量。

為了使“網絡空間成為凝聚共識的新空間”，在媒介融合發展的過程中承擔起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歷史使命，近年來，視頻和直播平臺加大了對民間文藝的流量支持。隨著21世紀初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國內引起關注，民間文藝亦受到關注，因為“‘非遺’的底層支撐物，就是‘口頭文化’”。2019年4月，抖音短視頻平臺啟動了“抖音非遺合伙人計劃”，快手也在當年發布了“快手非遺帶頭人計劃”，以此支持民間文藝的發展。據統計，截至2020年4月中旬，抖音上“非遺合伙人”話題下的短視頻播放量達到16.6億。因此，除了民間文藝自身的“生活性”之外，我們還應關注它具有的實踐目的。就如某民間藝人表達的那樣“我像很多非遺傳承人一樣，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做著喜歡的事情，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讓非遺更加立體地活在當下。”融媒體語境下民間文藝如同“在一個強加的起伏的地形中流動、往返、漫溢和分流”，“使用的背景”(contexts of use)的轉換將表演行為置于與情境的關系之中，從而反映出表演者以及聽眾對民間文藝的“最初形式”的追求。如抖音平臺推出的“國樂show計劃”“粉墨新聲”“誰說京劇不抖音”“國韻潮聲”等涉及民族音樂戲曲類的話題，以大眾化與趣味化的形式呈現民族音樂。2019年8月，抖音還與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共同推出“我的家鄉有民歌”活動，對苗族民歌、侗族大歌、川江號子、南音等民歌樣式進行宣傳。截至2019年8月，據不完全統計，抖音上共有102萬個國家級非遺民歌短視頻，產生了37億播放，獲得1.24億點贊。抖音平臺上熱門話題的設置帶來的高度關注和情感共享極大程度地帶動受眾對民間文藝的關注度和參與度，從而強化人們的文化認同、共同信念等精神意識。再如紀錄片《鄉村里的中國》圍繞著文化、情感、政治三條線索進行“結構式線性”剪輯，選取二十四節氣中的十個節氣：立春、驚蟄、谷雨、夏至、大暑、秋分、寒露、霜降、大雪、冬至。圍繞每個節氣，按照“景——村——人”的結構順序進行剪輯來展現每個節氣及其所發生的事件，涉及留守與外出務工問題、代際關系問題、基層鄉村治理問題的討論。這些當代話語的引入，勾勒出民間文藝重返“現場”的軌跡，在此維度上去回憶、講述和建構民間文藝，為未來和過去提供了當下的坐標。

在融媒體語境下，民間文藝在一次次重復中被敘述，通過空間的轉換和修辭，人們在特定的傳播場域里發揮自身“主動性”“主體性”與“創造性”。而在傳播空間、社會價值、話語表達等多重維度的建構中，一以貫之的就是對民間文藝精神內核的承繼和審美理想的不懈追求。

03、民間文藝的全球化視野

全球化影響了人們對時間與空間的認知，而媒介則是傳達不同群體同處一個共同體的內在經驗和情感的重要載體，并且它還體現并維持了全球化社區的包容性與共同感。在融媒體語境中，民間文藝成為全球化過程中民族文化的象征符號，它通過重構歷史記憶的方式切入文化認同的實踐邏輯，以完整性、真實性、情感性勾畫出一脈相承的文化基因。

“傳統是一種流動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在流動過程中不斷地發生變化，新舊的文化因素更替是持續的歷史過程。”如博物館作為地方性知識表達、傳播的重要空間，通過音影圖文的媒介宣傳，推動了文化的客觀化和商品化，并將其轉化為公共展演，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共享交際活動的范圍”。再如北京市懷柔區琉璃廟鎮一帶元宵節特殊風俗活動“斂巧飯”，這一習俗蘊含了早期的太陽崇拜、鳥信仰以及女性“乞巧”、春耕儀式、敬老等文化元素；在“遺產化”過程中，“斂巧飯”習俗無論從時間程序、斂取食材過程以及參與人員的安排都納入了現代秩序，突破了文化認同的傳統時空限制，傳統的“時間觀念和時間感覺”與現代社會秩序得以契合，現代民俗節慶的包容性進一步增強。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體現與載體，民間文藝承載著深厚的精神文化內涵，如尊重自然、順應天時、崇宗敬祖、孝老敬親、睦鄰友群等。全球性網絡和國際信息流動空間的發展已經改變了以往空間與地域的概念，融媒體語境下媒介話語的虛擬性、開放性、互動性等使民間文藝在“根據傳播和運輸網絡及語言文化”組成的呈現滲透性的“象征性邊界”中重新組合并塑造文化認同。“文化認同，其核心在于人類在歷史的演進中所形成的對文化的傾向性共識與認可，這種共識源自于人類對自然世界理解的升華。”如“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激活了“絲綢之路”，賦予了古老的絲綢之路嶄新的時代內涵。“絲綢之路”成為不同文明交流、互鑒和融合最生動的符號化象征。在“絲綢之路”上傳播、流動的民間文藝，如蠶馬神話、黃帝和嫘祖等人文始祖傳說以及絲綢技藝等，隨著傳播場域、傳播方式以及傳播主體的變遷發生了極大變化，經由重構逐步形成了文化共同體的“記憶”。如原來主要流傳于湖北宜昌和遠安、四川鹽亭和新津、河南新鄭、山西夏縣和陽城、山東費縣、浙江杭州等地的嫘祖神話，其“人文始祖”的文化母題在融媒體語境下被強調和建構，近年來湖北、四川、河南等地結合嫘祖傳說、信仰場域、信仰儀式建構新的文化景觀，如嫘祖文化廣場、嫘祖神像，大型音樂情景歌舞史詩《嫘祖頌》等。再如2009年“媽祖信俗”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融媒體語境下“媽祖信俗”的傳承與傳播更為注重營造“現場感”，2014年4月11日，來自海峽兩岸近千家媽祖宮廟的3000多名信眾齊聚湄洲島祖廟的順濟殿，共同見證一尊由海峽兩岸共同建造的全球最大黃金媽祖像開光大典。除此之外，媽祖文化知識競賽、楹聯創作比賽、征文活動的舉辦；相關題材電視劇、電影如《媽祖》《海之傳說——媽祖》拍攝；文學作品如《天妃娘媽傳》《三教開迷歸正演義》《海神家族》的創作，Q版媽祖的衍生文創產品等；這些都是媽祖文化探求新價值的方式。“一帶一路”將豐富多彩的中華民族文化進一步融合和發揚光大，增進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在各民族之間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相互信任和相互幫助的緊密關系，提升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認知與凝聚力。

在全球這樣一個“由一系列不同的而又相互交錯的邏輯推動”的發展過程中，技術的革新“允許人們有一個‘認同的空間’；不僅僅是重新喚起共同記憶，更確切地說是‘體驗沖突和休戚相關性’”。因而，尋求群體感、傳統感、身份感和歸屬感成為人們通過“共同歷史的記憶來認識自我”的有效途徑。自2006年起，據國務院下發的《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每年六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為我國的“文化遺產日”，以“日”帶“月”，以“月”帶“年”，通過文化再生產傳播機制，傳承與傳播以民風、民俗、民歌、戲曲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代表的民間文藝，進而塑造凝結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和民族情感的文化認同。如2006年中央電視臺在“文化遺產日”全力打造多點直播節目，其后由央視科教頻道與中宣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故宮博物院等部門聯合制作推出“中國記憶——文化遺產博覽月”電視直播活動，聚焦我國優秀文化的繼承和保護。

“文化認同是一個與人類文化發展相伴隨的動態概念，是人類文化存在與發展的主位因素”。融媒體語境下民間文藝通過媒介話語重新喚醒了人們的“文化自覺”，通過傳播形式對“完整連貫之記憶的穩定框架”的建構，傳播場域對“儀式和習慣”的強調，傳播主體對“完整性”和“真實性”的追求，民間文藝“以共同的理解與情感為基礎”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歷久彌新的精神核心，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隨著時空認知的轉型與象征性邊界的形成，人們面臨著多元文化價值的挑戰。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文化的流動與變遷，人們需要重新定義民間文藝的內涵與外延，建構開放、包容、創新、共享的民間文藝話語體系；需要扎根腳下這塊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使民間文藝“接上地氣、增加底氣、灌注生氣”，反映時代生活、回答時代問題，才能真正理解文化自信的意義與價值，讓民間文藝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屹立于世。

文章原文刊載于《中國文藝評論》2020年第7期。